自从若干天之前决定不再在QQ空间发日志以来，我一直思考着同样一个问题：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庆幸的是，在我一遍遍地反问自己当中，我收到了来自各方的充满善意的建议。我其实心里很清楚，我曾经将自己的种种不幸无限放大，使自己不断在绝望的边缘徘徊，甚至于我对于家的感觉超级冷淡。后来朋友和我说，曾经的他一直觉得我当初是多么多么的厉害，只是很难理解，为什么现在的我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坦然地和他讲，对于我而言，完全是家庭的影响，虽然这说的有点绝对，也有很多情绪的因素在里面，但我不得不承认，这就是诱因，一系列因为此引发的原因已经无法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了。
后来我开始沉迷于心理学中，其实说白了，仅限于精神理论上的一些研究，甚至于其实仅限于自身的一些行为表现上的挖掘。再然后我慢慢去观察别人，虽然这对于我而言有一些困难，甚至是一种煎熬，不过我终究坚持了下来，从一个整天觉得被观察的角色到一个整天去观察别人的角色，对于我而言，已经是天大的进步了，只是，这样的进步，或许在别人眼中，简直不堪一提，其实，我只不过才刚刚跑到别人的起点。
前一段时间，和同事聊起小孩子的事情，大家对于“鹰爸”之类的词汇来者不拒，虽然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说，我以后要让自己的小孩顺其自然地发展，但是真正等到那个时候，能够不这么做的大概只有两种人：无所谓的和绝望的。对于中国的教育现实，很多人喜欢用政府执行能力有问题这样的字眼来迁怒，而曾经的我也是如此，以前我会说，义务教育不收钱是必须的、高中生减负是必须的、大学生教育散漫问题根除是必须的。不过我好像忽略了一些问题，就是，这些事到底由谁来做？政府？机关？还是戴笠领导军统般神秘的有关部门？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更确切的说，是不靠谱。改革需要谁来进行？教改无疑是由教育家主导的。那国内的教育家们又在干嘛呢？柴米油盐酱醋茶，为自己的子女操心，为自己的生计谋划。有人要说了，国家不是投很多钱在教育上了么，为什么这些个专家、教授、学者不去致力于改善？我的答案是：时机不对。在这个唯金钱利益至上、人际关系冷漠、个性化严重畸形的年代，我们仅存的就只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所谓的素质的提升。但是素质的提升到底是怎么表现的？本身这是一件普化大众的事情，但是到了后来，它渐渐变了味道。因为有了纠葛，便有了利益的纠纷，有了纠纷就需要解决纠纷，解决的办法呢：利益均摊。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是我三言两语就能讲清楚的，正如陈嘉映先生所说，很多时候，人们是没有选择的。
再然后就是今天的主题了：黑熊活取胆事件。这个事情其实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我不是学医的，也不知道黑熊的胆汁到底有什么作用，更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工合成的药物可以替代熊胆，我只知道一点，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对错的，有的只是“利益”和“道德”的冲突。其实这里我用“道德”形容有些不恰当，因为众多的反对者认为，“黑熊活取胆”是一种“不人道”的行为，有违“人道”。然后反对者开始说，活熊取胆是一件很残忍的行为，它给黑熊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是一种非常不人道的行为，然后又说，熊胆汁的药学功效，完全可以用西药来代替。其实这种说法我是很赞同的，但是发言者似乎忘记一件事情，什么是“代替”？“代替”意味着利益的替换，甚至于是丧失。而此时的“利益”，关乎众多方面，有藉此为生的老百姓，有靠此获得巨大利润的企业，自然也有消费者。我其实很偏向于需求决定了市场这样的说法，但是很多时候，确确实实是商家创造了这个市场，再去让消费者去接受，至于黑熊胆的前世今生，我不清楚，也不知道如何去深入论证，只是感觉，就好像以前鱼翅风靡中华一般，不一定就真的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所以，我深刻觉得，黑熊取胆并非不可，但是黑熊胆汁的药用功能我不敢苟同。至于说，谁谁谁觉得这个取胆汁的行为很残忍之类的话，我就不想多说什么了，有人吃斋念佛，有人无肉不欢，你可以有你的信仰，别人可以有别人的恣意妄为，你觉得别人的行为触动了你的道德底线，别人不一定这么认为，所以，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大抵还是不错的，至少我觉得，在如今这个“根本不可能完全素质升华”、“参差不齐”、“贫富差距巨大”以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年代，很多争吵、论证都是毫无意义的。
以下绿色部分转载自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的《救黑熊重要吗？》
救黑熊重要吗？
来源：财新《新世纪》 2010年第51期
链接：http://magazine.caing.com/2010-12-24/100210837.html
生活深处，世界不是分成你和你要选择的东西。你跟你周边的人与事融合为难解难分的命运
陈嘉映
一、我做的事情重要吗？
一次，跟几个救助黑熊的朋友聊天。他们说起常听到的一个质疑：你们为什么花那么大力气去救助黑熊？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人更重要还是熊更重要？听到这样的质问，朋友们有点儿困惑——是啊，为什么？难道儿童失学不比黑熊受苦更要紧吗？救助黑熊是不是有点儿中产阶级的矫情？事实上，我不止一次听人这样评论动物保护人士、四合院保护人士。
我不是特别肯定，救助失学儿童一定比救助黑熊重要，但我这种看法说来话长，放过不表。就算救助失学儿童更重要，似乎还有些事情比儿童失学更更重要。艾滋病村里的孩子不仅失学，还面临生命危险。那里的成年人也在等待救助。流浪汉无家可归缺衣少食，被拐卖的孩子沿街乞讨还受到帮主虐待，为自己的最低权利抗争的百姓被投入牢房。如果可以问救助黑熊的人士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能不能问救助失学儿童的人士为什么不去救助艾滋病患者呢？
当然，如果连救助失学儿童的人士都该受质问，天下人谁还不该受质问？索马里的孩子在受难，这个法国人却跑到北京来为四合院奔忙；艾滋病人在受苦在死去，有人却还在书房里写研究海德格尔的论文，有人在反复训练以把百米成绩提高0.01秒，甚至还有人在花前柳下谈恋爱，在音乐厅听歌剧，在饭馆里嘻嘻哈哈喝酒。环境保护，动物救助，失学儿童资助，这些活动，我自己东一点儿西一点儿参与过，可我大半时候在写论文，带孩子，时不时到饭馆里跟朋友喝酒。
我们问救助黑熊的人士而不问在饭馆喝酒的人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也许是因为救助动物和救助失学儿童这两件事离得比较近，这两种人都在做好事，有可比性，在饭馆喝酒的人已经无可救药了，懒得去质问他。可是，问题还是摆在那儿：音乐厅里的听众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我在饭馆喝酒的时候，可曾想到艾滋病人在受苦在死去？我写论文的时候可曾考虑过，世上有比写论文更重要的事情？
二、我跟我周边的人与事融合为难解难分的命运
一起聊天的朋友中，有一位本来不知道黑熊胆汁的营生。有一天她去会两个朋友，他们正要到一个黑熊养殖场去，试图说服老板不要再做从黑熊活体抽取熊胆汁的营生。她跟着去了，第一次看到黑熊的悲惨境遇。这个养殖场养着上百头黑熊，它们被一头头分别关在自己的囚牢里。囚牢用水泥砌成，装着厚厚的铁栅门，囚牢很小，黑熊在里面几乎不能转身。这些黑熊每天被抽取一次胆汁——把导管插入熊胆，胆汁顺导管流出。黑熊各个可怜无助，有些在插入导管的操作过程中伤口感染，痛苦异常，有些奄奄一息。这位朋友初次见到这个场面，深感震动。她从前从来没有去想过黑熊，可从那天开始，她投入了救助黑熊的活动。
把这位朋友牵入动物保护的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而不是对世上林林总总事业的全盘衡量比较。回顾我们行来之路，哪件事情没有几分偶然？你大学进了化学专业，因为你中学第一次知识竞赛化学卷拿了满分；她后来研究宋词，因为教语文的中学老师长得又帅又特别喜欢讲李清照；并不是，至少主要并不是，化学比物理学更重要，宋词比离骚重要。我们是些偶然在此的生物，作为偶然在此的生物爱上这个，做起了那个。
百八十年来，“选择”一直是个时髦的词儿。婚姻自由允许我们选择老婆或老公，自由报考允许我们选择上哪所大学，自由迁徙允许我们选择到上海工作或者到兰州工作。当然，选择差不多总是双向的。我成绩平平，我倒想报考北大清华，人家不选择我；我不爱说谎，倒想当政府发言人，人家不给我这个职位。不过，我这里要说的不是对选择的这类限制，而是要说，即使在我的选择中，也有我的不选择。救助黑熊是我自己的选择，没谁强迫我去，然而，我为什么不选择救助艾滋病人？当然不是因为艾滋病人不如黑熊重要。我被牵进了救助黑熊的活动，我被带到了黑熊养殖场，我看到也感到黑熊可怜，我的好朋友在做这件事，就这样，我被牵进了这个活动。我们并非既站在事外又站在自己之外，一方面计算自己的种种条件，一方面计算候选之事的种种利弊，然后做出理性的决定。我也许可以这样刻画我买股票时的情形，这样刻画我在婚姻介绍所挑肥拣瘦的情形，但有血有肉的生活不是这样。
不时有年轻人问我：天下学说林立，哪些是最重要的学说？我该选择研究哪种学说？尚未入门，或有此一问，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待你入学渐深，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不相干，你不再是做你选择做的，而是它不由分说地卷着你去做。在婚姻介绍所里，你东张西望挑挑拣拣，找一个你的条件够得上的最佳候选人，这时候，婚姻生活还没有开始。你们结婚十年，对方的优点、缺点、相貌、情性，一切都不再是你站在对面权衡评价的东西，它们成为你自己的一部分，你欢喜、埋怨、珍惜。生活深处，世界不是分成你和你要选择的东西，你跟你周边的人与事融合为难解难分的命运。如果只关心选择，不妨说，随着生命的深入，一个人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小，然而，生命不是一道关于选择数目的数学题。布里丹的驴子总保留着选择的权利，结果饿死了。与命运为侣一道浮沉就好些吗？我觉得比总在站在外面好些，虽然命运本身不是什么甜美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放到对面，然后按重要性加以排列。在这个表格里，救助艾滋病人也许比救助濒危动物要紧，救助濒危动物比在饭馆喝酒要紧。我们该请哪位理论家来做这个“价值排序”游戏呢？好，辟划天下的理论家为我们排出了次序。我们该按照这个次序先做最重要的事情，做好之后再做次重要的事情？大家都先来救助艾滋病人，然后再考虑黑熊？大家都来解决无房户问题，等天下寒士都有了地方住，再来建歌剧院？谁会依照这个影子次序生活？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人都按照一套固定的价值排序来生活，人人都争做影子次序里最重要的事情，在尚有孩子失学之前就无人去救助黑熊，那会是一个多么让人丧气的社会。
三、有些事情只可感召无可谴责
保护黑熊要紧还是救助失学儿童要紧？保障房要紧还是歌剧院要紧？这些问题当然会成为问题。它们总是在特定环境下成其为问题。因此，答案不会注定是：在尚有孩子失学之前先不管黑熊，在尚有无房户之前就不建歌剧院。
一个决定去做一年志愿者的青年，也许正在考虑他去做动物救助还是失学儿童救助，对他来说，这是个真实的问题。它是真实的问题，因为它是我们自问的问题，而不是别人加到我们头上的问题。若他饫甘餍肥，既不关心动物保护，也没打算去帮助失学儿童，他只是质问你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而去救助濒危物种，他提出这么个问题是啥意思呢？
那么，只有对我重要的才重要？这里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吗？不，正相反，只对我重要的事儿一点儿也不重要；救助黑熊当然不是对我重要，是对黑熊重要，救助失学儿童不是对我重要，是对失学儿童重要。我只是说，无论它多重要，都要跟我相连，不仅要跟我的能力相连——制止霍乱重新泛滥极其重要，但我对此无能为力；而且要我有那份缘分去跟它相连。道不远人。
画家并不每次站到画布前都自问：我做的事情有多重要，倒可以说，他总在考虑怎么把画画好。并非他总是自问：我怎样把画画好，而是他在构图时在着色时，在所有时间里，都在做着怎样把画画好这件事情。我们的一切品质一切愿望都在从事本身中获得意义。当然，在特定的情况下，他可能停下来问自己：我真该一直做这个吗？我不该离开画室去个流浪歌手吗？与命运为侣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主动改变习惯，改换追求，不可以离婚或剃度出家。然而，这一点应该是很明显的吧 ——这时，你不是站在各种选择外面计算利弊，绘画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家庭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在你自身中选择，不，选择这个词太轻了——你要从你自身挣脱。你与自己的生命对质。实际上，一辈子嘻嘻哈哈喝酒一辈子研究海德格尔而从来不质问自己的人，从来不与自己的生命对质的人，已经丧失了意义。即使你在做通常认为有益的事情，例如救助黑熊，你就不曾自问过：这里有没有中产阶级的矫情？但在这里，也只有自己能够质问自己。在该自己质问自己之际你却闪了，别人的质问又于事何补？
我们做一件事情，尤其是从事某项有益的事业，难免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我认识不少投身或参与各种公益事业和正义事业的朋友，有扶贫的，有资助失学儿童的，有救助黑熊的，有维权律师，有人权斗士，他们用各种方式号召、感召人们参与他们的事业，但他们并不质问更不谴责谁。不像从前的传教士那样，用不皈依就下地狱来吓唬咱们。为了感召更多的人参与扶贫事业，他提供关于贫困人口各种情况的可惊数据，拍摄贫困地区悲惨图景的照片，讲述巨大贫富的危害。但他不谴责。当然，他谴责花天酒地为富不仁。我说的不是这个，不从事扶贫事业的人也谴责花天酒地为富不仁。
我们谴责眼见幼童落水不施援手，但我们不谴责没有积极投入扶贫活动或救助艾滋病人的人。幼童在你身边落水，那不是发生在你身外的一件事，那是你不能不全身心感到的事情，那是你铁定的“缘分”。我们并非遇事才做选择，我们的基本“选择”，是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我那些从事公益事业和正义事业的朋友，他们做那些事情，体现了高于常人的德操，但他们并不是因为这些事情体现了更高的德操才去做的。他们被牵进了这些活动。你培养自己的德操，你就被牵进有德的活动；你放纵自己的恶习，你就被牵进恶俗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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